第一,
传统乡贤认识观念与新乡贤文化建设需求之间存在矛盾。中国的乡贤文化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其传统认识观念对人们的思维影响根深蒂固。一方面,
乡贤是从乡村走出的成功人士, 其学识水平、道德水准和成就令乡人敬仰,
但由于他们长期远离故土, 与故土的很多关系例如土地关系、户籍关系早已断裂,
他们回归乡村, 如无特别情况, 对于乡村中的事务多抱以“旁观”态度,
其参与是缺位的。而从村民视角看, 也多视回村乡贤为“客体”, 虽有敬仰之心,
却并无心理相通之感。村民与乡贤之间疏离的关系若不能及时得到改善,
将会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如期完成。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是:“到2020年,
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 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
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 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15]这些目标实现难度大,
不仅仅是资源问题, 也是人才的问题, 需要新乡贤发挥模范引领作用,
更多地为乡村事务建言献策, 甚至包括乡贤回乡自主创业,
在发展乡村经济中起到带头作用, 等等。可见, 传统的乡贤观念认识囿于自发性,
已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新型乡贤文化建设的需求。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乡贤”群体是一支重要的支撑力量,他们在乡村产业发展、乡风涵养、矛盾化解、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乡贤”文化是传统乡贤文化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要提炼“新乡贤”的价值内涵,培育“新乡贤”的文化自觉,重构“新乡贤”的实践逻辑,积极引导“新乡贤”在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
“新乡贤”培育与乡贤文化重构
近年来,农村地区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新乡贤”,各地对乡贤文化的制度建设、政策保障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思考,不少地方出现了很多乡贤治乡的新模式。发掘培育优秀“新乡贤”,重构乡贤文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发掘培育“新乡贤”,涵养见贤思齐的向善氛围
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并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建立基层党委政府、村“两委”、群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权重评价机制,把好入口关,将有品德、有能力、有学识作为“新乡贤”的基本标准,确保“新乡贤”队伍的纯洁性和公信力。
通过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医生、村官、农村企业家等系列活动,把那些德行好、口碑好的“在场”乡贤推选出来,鼓励“不在场”的乡贤通过种种途径回报家乡。通过向每位“新乡贤”颁发证书,授予荣誉,增强“新乡贤”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广泛开展“新乡贤”评选表彰,筹划举办“乡贤文化节”“乡贤文化研讨会”等主题活动,提升群众参与程度,弘扬乡贤精神,凝聚乡贤力量,让乡贤文化在农村发挥更强的道德张力。
积极开展“新乡贤”事迹报告宣讲,有效激励广大村民,使“新乡贤”的正能量内化为村民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自觉。把“新乡贤”的模范宣传教育融入乡村文化建设,通过农村文化礼堂、文化下乡等场地、载体向群众推介“新乡贤”,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涵养积极向善、见贤思齐的文化氛围。
二、创新支持“新乡贤”,出台保障有力的政策措施
一是构筑“新乡贤”回归的政策体系,确保“新乡贤”返乡投资和参与乡村治理的连续性和有效性。要探索研究制定管理办法,允许符合要求的公职人员回乡交流任职,让他们把先进地区的治理经验带回家乡;同时,积极研究制定出台公职人员“告老还乡”“退职还乡”制度,实现宝贵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使社会人才分布结构趋于合理。在居住、补贴、医养等方面有所创新突破,让身体健康、条件允许的公职人员在退休以后回到家乡居住、生活、再创业,发挥余热。
二是激励“新乡贤”携带资本回归,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持。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明确政策边界,尤其要重视保护好农民利益,防止各种资本、社会力量搭乡村振兴的便车,侵害农村利益、破坏农村环境、恶化乡村治理格局。
三是出台本土“新乡贤”的护苗政策,使“新乡贤”后继有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要扶持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和非遗传承人等。
四是创新“新乡贤”培育引进使用机制,使“新乡贤”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农村地区。主要包括探索多方式并举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城乡区域校地之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城市医生教师科技文化人员定期服务乡村机制等等。
三、鼓励引导“新乡贤”,形成运转科学的治理体系
一是建立正向鼓励引导机制,形成履职激励机制、荣誉授予机制和公益捐建冠名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回归,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
二是给予“新乡贤”一定的参与身份,根据法定程序积极推荐优秀乡贤进入“两代表一委员”,给予他们应有的重视,鼓励“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选举,服务群众。
三是造血输血并举,不断充实完善乡村精英结构。重视本土精英培育,解决乡村原有人才不足问题,为乡村建设提档升级提供支撑。加强在外精英培育,建立内外部精英流通和外部精英内部化机制。
四是建立政府、村“两委”、群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权重评价机制,为乡贤工作成效提供科学合理有效的评价方式。根据乡贤工作情况及各界评价,建立柔性退出机制,保持乡贤队伍纯洁性和公信力。
四、重视用好“新乡贤”,建好透明高效的机制平台
为“新乡贤”提供发挥作用的舞台和机会,搭建平台,让乡贤参事“有规可依”。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推广“乡贤理事会”“乡贤议事会”等各种形态的乡贤组织,放大乡贤资源效果。以章程制度形式明确“乡贤理事会”“乡贤议事会”的功能定位,明确这类组织职能为协调农户与龙头企业、合作组织、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协助党委、政府开展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协同参与农村社会建设和管理。
创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打通基层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激活乡贤资源,积极引导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由政法委、组织部和民政局牵头、相关部门配合、乡镇参与指导、村“两委”举荐,依靠群众推举,坚持公益志愿,让“乡贤理事会”成为基层“两委”的有力助手,成为集思广益、群众参与、矛盾化解、促进和谐的先锋组织。
坚持党的领导,因村制宜、稳步推进、不搞一刀切,把好入口关,真正把有品德、有能力、有公益心的“新乡贤”选出来、用起来。同时,也要健全参事会运行机制,探索建立完善科学高效的议事章程,处理好村“两委”和乡贤组织的关系,处理好德治和法治的关系,给予乡贤组织充分的治理空间。(作者为市社科院党建研究所所长、市党建研究中心副主任
邢孟军) “新乡贤”的价值追求与作用发挥
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面对当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新乡贤”的价值得到了广泛关注。在新时代,乡贤正被赋予新的历史内涵,成为当下农村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面对乡村振兴中的人口外流、人才紧缺问题,“新乡贤”可以成为乡里乡亲的“带头人”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差异化日益显着,大凡有文化的、懂技术的,特别是年轻人,几乎都跑到城里去了。大批乡村精英流向城市就业生活,大批农民工外出务工谋生,很多村里留下的大都是老人和儿童,乡村振兴既缺少较高素质的村干部,也缺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新型农民作保障。因此,人口外流和人才缺失成为乡村振兴面临的首要问题。
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新乡贤”的大量回归,有助于破解乡村凋敝的核心问题——乡村精英流失。“新乡贤”或居于乡村,或经常回乡,同时带动周围的邻里朋友回乡居住、创业、生活,他们成为安定人心的“带头人”,解决了乡村发展人才、人力这一关键因素,使乡村不断走向繁荣,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二、面对乡村振兴中的产业空心、致富渠道问题,“新乡贤”可以成为乡里乡亲的“领路人”
发展乡村经济是乡村振兴的首要命题。目前看来,在农村地区缺乏致富渠道与产业支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产业兴旺,乡村就兴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本支撑,可以为农业农村人口提供稳定的、可持续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因此发展经济成为“新乡贤”工作的主要目标,使乡贤反哺有目标、有抓手、有动力。
“新乡贤”有思想,有作为,有的本身就是企业家,他们在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发展方面有所专长。发挥好“新乡贤”的资源、人脉、资本等优势,让他们把先进的发展理念和优秀的项目带回家乡、建设家乡,同时为乡村的产业布局、农民增收项目出谋划策、出资出力。也可以发挥那些事业成功“新乡贤”的学识专长、创业经验的优势,帮助建立村务决策智囊库、创业导师团等。
“新乡贤”在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回归,有助于加快农民脱贫致富步伐,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乡村繁荣,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成为乡里乡亲奔小康的“领路人”。
三、面对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治理、矛盾调和问题,“新乡贤”可以成为乡里乡亲的“知心人”
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治理中有一些突出问题,首要表现就是基层民主问题,在部分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了村霸乃至农村黑社会,这也是2018年中央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村霸乃至农村黑社会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甚至侵蚀动摇了党在农村地区的执政根基,破坏了公信力。有效破解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水平。
“新乡贤”事业有成、眼界开阔、社会经验丰富且有为民情怀,通过依法选举加入村干部队伍,参与乡村治理,有助于构建以“发展、民主、法治、和谐”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善治体系,有利于形成“依法治村、以德治村、自我治村”的乡村治理新局面。“新乡贤”回归,有助于构建公平公正的乡村治理秩序,打压“村霸”的生存空间。同时,“新乡贤”热衷邻里事务,成为调和邻里矛盾、社会矛盾的“老娘舅”,他们下贴民心,上连政府,成为基层矛盾的缓冲地带,可以有效地为社会“减压”,从而成为乡亲们的“知心人”。
四、面对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涵养、乡风失调问题,“新乡贤”可以成为乡里乡亲的“守护人”
新时代中国社会仍处在巨变的历史进程之中,当前在一些地方农村,传统乡村文化被忽视、被破坏、被取代的情况比较严重,地方传统生活形态、社会关系日趋淡薄,乡村文化日渐荒芜。同时,厚葬薄养、铺张攀比、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风气蔓延。乡贤文化是乡村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扎根于中国家乡的母土文化,它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又呈现出自己相对独立的个性特点,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人本性、亲善性和现实性,是教化乡里、涵育乡风文明的重要精神力量。“新乡贤”作为本地有声望、有能力的人士,其显着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模范力量,在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面价值观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
“乡贤以德行着称乡里,遗爱在民间,身教在乡里”。他们身上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他们示范榜样、教化乡里、感化村民,弘扬“爱国爱乡、乐于奉献”的中国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改善村貌、环境卫生、邻里关系、家风家德、传统文化,具有直接的引领作用。
千百年来,中国的乡村文化凝聚着乡土之美、人文之美,既要把传统留住、把文化留住,又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建构具有品位、生动气息的新乡土、新农村,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新乡贤”也成为乡土、乡愁、乡韵的“守护人”。(作者为市社科院党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王铭徽) 乡贤文化与“新乡贤”的 内涵界定 一、乡贤文化的产生与传承
“乡贤”在《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在古代,一些乡村精英利用自己的学识、才能、品德、财富、声望等方面的优长,为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公共事务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崇,被民众称为“乡贤”。乡贤们的事迹及人们的相关认识经过传播与积淀,就产生了乡贤文化,其核心内容是对乡贤的认可、尊重与推崇。对乡贤致力公益、造福桑梓、良德善行精神的弘扬,鼓励更多的人学习乡贤精神投身乡土社会的建设发展。
乡贤文化的产生与传承,是我国传统儒家伦理长期教化的结果,是乡村民众对乡贤作用认同的结果,也是王朝统治者支持倡导的结果。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乡贤作为乡土社会的精英,既是乡村社区及宗族内部治理的领导力量,也是协助王朝统治贯通到乡村基层的中介。统治者面对幅员广阔的乡村社会,只有借助乡贤阶层才能在基层社会实现资源汲取、秩序维护和基本服务提供的治理目标。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乡贤的作用,唐朝在郡书中褒扬乡贤事迹,明朝开始建造乡贤祠,清代把乡贤列入当地志书,这些举措和民间的尊崇共同推动了乡贤文化的产生与传承。
二、“新乡贤”的定义与特征
“新乡贤”主要指同本地乡土有联系的,有知识、能力,依靠较高的道德素养和感召力,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的贤达人士和社会精英。他们既是我国传统乡贤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产生了各种类型的精英,如文化精英、技术能手、致富能人、创业经营者、基层管理骨干以及医疗人才,他们或者生活工作在乡村,或者虽然在外地工作但通过项目和其他形式回报家乡,为乡村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村民群众和政府认同的“新乡贤”。
概括起来,“新乡贤”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他们为乡村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乡贤”无论是否生活在乡村,但都能利用比普通村民更丰富的资源在传承乡村民间文化、资助乡村教育发展、投资村庄建设、带领村民致富、调解邻里纠纷等方面,为乡村建设出智出力,并与乡村建立了一种密切的联系。二是他们具有民主的作风。“新乡贤”不同于传统“宗族家长”,他们虽然为乡村做了实事,声望很高,但他们与村民处于平等的关系之中,也没有垄断村庄内部治理权力,通过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协商,他们与村民共同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三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具有多种类型。“新乡贤”具有不同的资源,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构成不同的类型。另外,从其居住地来看,“新乡贤”可以分为“在乡”的乡贤和“不在乡”的乡贤,后者虽然居住在外,但依然怀着深深的乡土情结投身乡村建设,为当地发展作出了贡献。四是他们具有较高的品行和声望。“新乡贤”由于有较高的道德品行和奉献精神,才会有为乡村建设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内在动力,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奉献精神才赢得村民的认同,才具有较高的声望。
三、乡村振兴战略中“新乡贤”的主要类型
“新乡贤”群体由不同类型构成,他们在不同领域为乡村振兴作出独特的贡献。
经营型乡贤。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一批经营型乡贤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有的经营企业、种植业、养殖业或其他经贸活动,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解决了很多农民的就业问题,提高了农村收入水平。有的搞规模化农业或成立农业合作社,提高了农业效益。有的利用当地自然资源搞乡村旅游和农家乐,既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实现了乡村绿色发展。
技能型乡贤。有的农技人员、兽医及时为农民提供种植、养殖方面的技术服务;有的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管理、产品包装与销售中的各种问题;有的工匠为农民住宅设计、建造和装修提供优质服务。他们的服务和品质得到了村民的认同,被村民视为生产生活方面的重要帮助者。
公益型乡贤。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基础设施与社会建设。在村庄改造、通村道路建设、改水改电通网、环境卫生整治、乡村文化广场、村民婚丧嫁娶、村民养老、助残助学以及救死扶伤等方面,有些人出策、有些人出资、有些人出力。总之,在这些方面他们发挥了领头、组织、参与和资源提供的作用,因此成为致力乡村公益建设的“新乡贤”。
文化型乡贤。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一些村民品行优良,公道正派,乐善好施,在乡村道德建设中发挥着示范、引领和支柱作用;一些人不计名利整理传承乡村民间文化,或者组织提供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一些人不图报酬辅导农村孩子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些乡村文化与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新乡贤”,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引导和巨大的精神动力。
治理型乡贤。乡村基层社会需要组织与管理,自然需要相应的人才。在很多地方,有一批热心乡村公共治理的“新乡贤”。他们有的被选拔进了村“两委”,有的被村民推举为村民小组长或村民代表,有的成为各种草根组织的管理者,有的在村落里发挥着“和事佬”的作用。这些“新乡贤”在乡村治理的各种层次发挥着互补性的作用,和广大村民群众一起共同维系着乡村治理秩序,推动着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作者为宁波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市党建研究中心专家
赵永红)

第二, 打破传统的乡贤界定范围, 广开渠道接纳四方乡贤回归。“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乡村振兴是一项涉及面广、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的战略行动,
需要社会群策群力。因而, 要打破传统的乡贤界定范围, 扩大对乡贤资源的认知,
只要是对乡村振兴有利的人才,
都应当将其纳入新乡贤的认定范围。具体措施如下:一方面,
要成立专门的乡贤引进机构, 收集乡贤的信息, 建立沟通渠道, 形成长效机制,
为乡贤回归多搭桥铺路;另一方面, 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
为乡贤提供必要的生活、工作环境,
以留住乡贤。要更多地给予乡贤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
让他们自愿地投身于乡村振兴工作之中。

第四, 完善激励机制, 鼓励更多的乡贤参与乡村建设,
丰富新乡贤文化的内涵。由于传统乡贤服务激励机制缺失, 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
完善激励机制理应成为重要内容,
以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无论是马斯洛的“尊重的需要”还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的实现,
都与社会的认可密切相关。乡贤在过去作为一种几近闲置的资源,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让其自愿参与乡村建设工作,
完善激励机制尤为重要。对于贡献巨大的乡贤宜予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奖励,
树立乡贤服务的典范, 这对于吸引更多乡贤回归家乡,
更好地服务于乡村建设都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新乡贤文化发展的现状和特征

第三, 探索新乡贤服务乡村新方式, 革新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内容。长期以来,
乡贤作为回归乡村的特别群体, 通常以客居的身份参与乡村事务,
更多的是以自身过去成就和道德风貌起精神引导的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适当的服务方式。因而,
要探索乡贤服务乡村的新方式, 搭建乡贤服务的新平台。一方面,
可以在原有的乡村治理机构的基础上, 附设专门的乡贤组织机构,
直接吸纳乡贤进入该机构参与决策, 以自身的专业特长指导农村建设。当然,
也可以为乡贤搭建创业的平台,
充分利用乡村的生态资源、独特的文化资源和闲置的劳动力资源, 带动群众致富,
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可以探索“不在场”的乡贤服务方式。对于许多仍然在城市各行各业工作的乡贤,
可通过各种渠道让他们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信息、物质、资金、宣传等方面的支持。乡贤们通常对出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只要沟通渠道畅通, 这些人即使没有回到农村、没有退休,
也能为故乡提供各种帮助。

一、新乡贤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和意义

三、新乡贤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三,
新乡贤文化是传统乡贤文化的传承、延续和深化。乡贤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
是以乡村为空间,
以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民安居乐业为目的的一种文化形态。乡贤文化既具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特征,
又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人文性、亲善性,
被视为教化乡里、涵育乡风文明、参与乡村治理和建设的重要力量[14]。现阶段,
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新乡贤文化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从身份属性看,
新乡贤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建设层面的具体实践者,
更是体现个人层面价值观与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相连接的纽带;从行为属性看,
新乡贤长期关心家乡发展,
主要以投资创办实业或是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等方式回报家乡,
同时能够自觉担负起传统村落文化建设的责任;从价值属性看,
新乡贤能充分调动一定层面的社会资源, 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同时还能协助乡村走出社会精英流失、精神信仰缺失等困境。由此,
与传统乡贤文化相比, 新乡贤文化更能满足当前乡村振兴发展的需要,
也更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要求。

在农耕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许多治理国家的贤臣智士都来自于乡村,
他们告老还乡之后, 凭借德高望重、富有才学、人脉资源丰广等优势,
承担起基层的管理职能, 时称为“乡绅”, 也就是所谓的“乡贤”[6]。在封建社会,
乡贤作为一个特别的群体在引领社会发展、治理封建农村方面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
乡贤的内涵发生变化, 主要是指那些生于农村, 成功于都市,
品德、才学、成就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7]。他们曾在各行各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拥有资源、资金、信息、才智等方面优势, 又极具乡土情怀,
退休后回归故里。现阶段, 所谓“乡贤”, 主要指现当代社会中的贤达人士,
包括那些有文化、有才识、有贤德、在乡村公共事务中有所担当的人。所谓“乡贤文化”,
既包括古代乡贤留下的文物、文献等物质文化,
更指的是热爱乡土、心系乡村发展、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塑造乡村文化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文化。在2016年全国两会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
》时, 人大代表钱念孙提出:“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
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
对农村发展有积极意义。”[8]这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和资源集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由于时代、环境、任务的变化,
不能照搬传统的乡贤文化,
因而一种有别于传统乡贤文化的新乡贤文化的建设成为了紧迫的任务。

当前, 我国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其目的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为乡村发展提供智力、信息、物质、精神等方面的支持,
新乡贤文化的培育和建设对于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传统的乡贤文化在观念认识、服务方式、激励机制和宣传机制等方面都尚欠缺,
表现在身份界定不明、服务方式单一、服务渠道不畅、激励机制缺失等方面,
阻碍了乡贤的回归和服务,
不利于充分发挥乡贤的乡村建设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因而,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要转变观念, 打破传统乡贤的界定范围, 广开渠道,
通过沟通、引导, 鼓励、接纳四方乡贤回归。在此基础上,
要改革传统的乡贤服务方式, 探索乡贤服务社会新方式, 完善激励机制,
满足乡贤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鼓励更多的乡贤参与乡村建设。

第五, 创新乡贤精神文化宣传载体,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来弘扬新乡贤时代精神。一方面,
要充分利用电视、电脑、手机等各种高效迅捷的宣传载体大力宣传新乡贤精神文化。通过大力宣传身边的新乡贤典型事迹,
用新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 涵育文明乡风。另一方面,
要用群众喜欢的语言形式, 针对特定的人群使用特定的传播方式和形式,
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群众的信息接收,
使传播的效果最大化。例如在传播的形式上可以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既使用现代传媒也使用张贴标语等传统方式;而在内容的编辑上, 则使用群众语言,
图文并茂, 以生动的形式打动人, 使新乡贤文化的宣传深入人心。

《“十三五”规划纲要 》“解释材料”指出,
新乡贤文化就是要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
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那么什么是新乡贤文化的时代内涵呢?学者胡鹏辉等指出,
新乡贤之所以“新”, 是因为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产生的环境新,
产生于快速流动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中;二是权威来源新,
主要依靠其道德水平与政治、经济地位的结合而获得权威;三是治理空间与机制新,
新乡贤治理的背景是目前乡村治理的困境。与传统乡贤文化相比,
新乡贤文化的制度背景、结构组成、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功能不同[11]。与传统乡贤文化相比,
新乡贤文化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
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
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2]澳门金莎娱乐官网 ,新乡贤文化在发展状况和本质属性上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特征。

第一, 转变观念, 培育新乡贤文化发展的土壤。乡贤作为流动的人力资源,
出生于农村, 成功于都市, 要想吸引他们回归故土, 首先要转变消极等待的观念,
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需要丰富工作形式, 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他们的思想,
触动他们的乡情, 激发乡贤的乡村认同感,
让他们产生回乡服务的意愿;另一方面要着力营建能吸引乡贤的软硬环境,
让乡贤愿意服务于乡村建设、安心服务于乡村建设。其次,
要扭转乡贤的“客体”观念, 充分发挥其对乡村建设的主体意识,
形成乡贤与乡民的共生融合。此外,
在社会中进一步形成尊重乡贤、重视乡贤、爱护乡贤、信任乡贤的文化氛围,
培育乡贤文化发展的土壤, 以利于乡贤的回归,
以及乡贤安心地、积极地投身于乡村振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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